林局長鈞鑒：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大約8 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 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 年尾出生，現在才20 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 「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 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着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 「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 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 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
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
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 「那時我還在念小學。」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况？有沒有看過回歸10 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着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着電台節目讀着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着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着鍵入「朱凱迪」這3 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
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 年後10 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着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 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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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說一說，我是不支持「不遷不拆」皇后碼頭的。以我看來，這並不是運用皇后碼頭的最佳手法。我會期望皇后碼頭成為一個博物館的入口，一個說明自79年以來，香港回歸的紀錄。因為回歸的過程，就是在這一點終結的。這比灣仔那個俗氣得不得了的金紫荊，似乎更應成為內地遊客「到此一遊」照的背景。
不過，我也支持留在皇后碼頭的人，因為他們為擁有無上權力的香港政府，提供了足夠制衡。政府的諮詢工作也只能讓具專業地位和知識的人參與其中，小市民沒有組織規劃方案的知識，根本被排除在外。
但這一群保衛皇后人士又真的如梁文道所言，代表著新一代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嗎？保育皇后人士，又何嘗不是一班以自己的社運語言去描述世界，把自己置於眾人之上的「文化精英」嗎？對於其他人所提出的論點，他們除了以「你們不明白」的態度，一次又一次的重申保育的重要外，又難道又有過開明的對話嗎？文化人口中的「建制派」、「中環價值」、「上一代」；和政府口中的「反對派」，何嘗不是互不兩立的對峙，革命反革命的對罵。無論是政府、是保育人士，都沒有爭取過市民的支持，不過是兩班持相反意見的精英分子各自表述。友善的聲音包圍著政府，保育人士也生活在他們一班革命義士之中，說著市民不明白的語言。
十九世紀的革命人士，在歷史上成功留痕。但不要忘記，在絕食抗議示威和恐怖活動以外，他們成功組織起來，參與選舉，「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s」，如德國的SPD，英國的工黨。六七十年代的左派運動，縱使火紅浪漫，縱得到當權者的同情，卻沒有改變了什麼，反而令新右派在八十年代乘勢而興。
所以，未來，不一定是屬於我們(你們)的。時間，是站在主流一邊的。讓我斷言：不論是朱凱迪，還是林鄭月娥，如果都是以目中無人，我對你錯，我說的你不明白，的方式去抗爭的話，他們都會被時間違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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